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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邓晓芒:史铁生的命运观、生死观和宗教观|天涯·新刊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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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熊二
 

本期“作家立场”头条重磅推出著名学者邓晓芒在史铁生67岁冥寿纪念时的演讲稿。文章深入地探讨了史铁生的作品、思想和哲学遗产,认为史铁生的作品和思想必将在未来呈现出更高的深度和超前性。
纸本原题《史铁生的哲学》,本文节选其中谈命运观、生死观和宗教观的部分,以飨读者。

史铁生的命运观、生死观和宗教观
邓晓芒
我对史铁生作品的关注由来已久,199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书《灵魂之旅》,把1990年代比较有名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可以说大部分都扫了一遍,评论了十几位作家,其中史铁生这一部分是最长的,那一章写了有三万多字。至今在网上流传的就是其中的那一部分,叫作《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主要谈了他的一部代表作《务虚笔记》。我读《务虚笔记》非常投入,读完以后简直感到精疲力竭,之所以这样关注、这样感动,与我跟史铁生有共同的经历、以及共同的思考有关。

我在农村曾经有过十年的插队经历,后来回城做搬运工。实际上我是从1968、1969年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开始认真读书和自学的,因为我们是“文革”前1964年下放的,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在某个时间点上,我觉得自己该认真读一读书了,于是广泛涉猎了当时只要拿得到的各种哲学和文学的,也包括历史、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书,一个人在那里看,在那里思考。我想我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读书和史铁生后来在地坛读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史铁生是身患残疾,面临生死抉择。而我是在“广阔天地”里面,不存在生死抉择。我是一边劳动一边用业余时间提高自己,丰富自己。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史铁生在他的作品里面也讲到了,残疾只是一个象征,其实每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残疾的,所谓残疾就是人的有限性,总有些事情是你力所不能及的,那就相当于你的残疾。只不过史铁生遇到的困难、障碍更大,而我们那个时候看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天不管地不收。但是也面临某种生死抉择,那个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你如果不在精神上向彼岸世界眺望,那么你就是没死,哪怕你还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今天谈史铁生的哲学,这个题目是我主动提出来的,他们说你谈谈史铁生,我说我就谈史铁生的哲学。后来决定了以后,我才收到《史铁生全集》,北京出版集团出的,出得非常漂亮。我拿到以后,《史铁生全集》中主要的作品我可以说都读了一遍。又有一些新的感受,在1996年写《灵魂之旅》的感受之上,又补充了一些东西。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史铁生的哲学,我提了这么几个问题,当然这几个问题都是互相相关的,并不是说每一个观点和另外一个观点是不同的观点,都是相通的。
命运观
史铁生的命运观,大家很容易理解。一个人惨遭那样的疾患,面临生死抉择,命运这个概念马上就跳出来了。史铁生二十一岁那一年,用他的话说是“活到最狂妄的年纪上,忽地就残废了双腿”。他当时就知道,无论他还能活多久,他这一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怎么办?他狂躁过、绝望过、伤心过、自暴自弃过,但是当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以后,他开始思考,他还这么年轻,二十一岁,他不得不思考。在他的年纪,他更愿意到世界上去闯荡一番,去猎奇、冒险、成就梦想,但是现在他只能沉思默想了,他是被逼无奈。

他想到了命运的问题,他有一段话: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要让一出戏剧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间的冲突。……上帝深谙此理,所以“人间戏剧”精彩纷呈。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上帝安排给我的命运注定如此,上帝这样安排自有他的道理,我们有限的人怎么猜得透,不要埋怨、不要抱怨。因为有我,还有很多其他形形色色不同的命运,所以人间才精彩纷呈。这个是斯多葛派的命运观,他们认为,上帝让每一个人在世界大剧场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所谓“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你反正得走,命运已经规定好了,你总得走。当然这个观点融入到了基督教的思想里。古罗马时代就流行着一句谚语:“人间是一个大剧场,每个人在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后来基督教讲“天职”,不管你是当总统,还是当扫地的清洁工,都是你的天职,上天安排的,没有等级之分。既然你承担了这样一个职位,你就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观点很消极。但是也不一定,一个人病到了史铁生那样的程度,宿命论可能就是他唯一的心灵救助。通常中国人也讲,这是命,你得认命,你不可改变。既然不可改变,你抱怨什么呢?你抱怨无济于事,你只得忍受。
史铁生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面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你会觉得自己有可能更不幸运。他把命运、灾难相对化了,我觉得难忍受,有人比你更难忍受。有人劝他拜佛,他不愿意,他认为怀着功利的目的拜佛是玷污了佛法,不应该认为命运欠你什么。他读《圣经·约伯记》,悟到“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约伯无缘无故受到了各种折磨,灾祸降临到身上,其实是上帝和魔鬼打赌,魔鬼说你把灾祸降临给他,他就不信任你了,上帝说你可以试试,于是魔鬼给约伯带来种种灾祸,但是他仍然坚信。不断的苦难就需要不断的信心,不可贿赂谁,也不要埋怨谁。由此他走向了一种真信仰,真正的信仰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哪怕它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哪怕它给我带来的只是灾难,我还信,我仍然信。不要通过牺牲一点什么东西去献给神佛,换取一些什么东西,命运不受你的贿,但有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谛。信仰的真谛就是希望,就是仰望,希望来世。甚至不一定是来世,而是希望一个暂时看不到的,或者也许永远看不到的结果。但是神在哪里?史铁生说神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那一刻,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但不一定能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神只存在于这样一条路上。他说“那也应该是文学的地址,诗神之所在,一切写作行为都应该仰望的方向”。一个是路,一个是方向,一个是眺望,这几个词都是非常关键的。信仰就存在于这几个词里:道路、仰望、眺望、希望。
写作就是文学的思想之所在,你眺望什么,不是眺望今天多少物质的回报,而是眺望文学的圣地。那么写作由此就成为了他的命运,他自从坐上轮椅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就只能是写作。走上这条路颇为不易,这是一条务虚之路,这就是为什么叫《务虚笔记》,当然也可以叫“超越之路”,务虚就是超越。我们日常太务实了,现在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我们来想想务虚的问题,超越一切,包括物质利益,包括身体上的健康或者是痛苦。《务虚笔记》里面讲了“童年之门”,那就是命运开始的时候,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开始是命运在敲门。童年有很多的门,他把童年设想为一间美丽的房子,房子里面有很多个房间,你走进了一个门就会与其他的门永远绝缘。而另外一个人走进另外一个门,他的命运跟你也可能就完全不同。
当然,这个好理解。我当初如果不那样的话那就会怎么样,那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那一瞬间决定了我的命运,一般都这样说。但是史铁生这个时候考虑童年之门,是立足于一个务虚的层次上看的。一旦你务虚,你就会觉悟到所有的门都是同一个“我”的门,虽然我没有进到那个门,但是进了那个门的人也是我。他说:“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别人的命运也许不是你的命运,但是别人在他的命运中的所思所欲同样是你的所思所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务虚的层次上,你描写他人就是在描写自己。他人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你在描写他,就是在描写自己,你不要把自己撇得太干净,好像我写的恶人就是我的批判对象。你的批判对象其实也包括你自己,而这就是人们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性。
我们在作品里看到一个丑恶的人,一个坏人,其实那就是作家的可能性。作家如果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没有对坏人的体会,他怎么写得出坏人来?这就是在一个非常务虚的层次上谈问题了。事实上我当然不是坏人,但是,我可能是坏人。西方基督教所谓的“原罪”也是这个意义上谈的,中国人很难理解。原罪,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干干净净的,为什么有罪?基督教解释说他没有罪,但是他可能有罪,他有潜在的可能性。因为人是自由的,他可能变成天使,也可能变成魔鬼。一个小孩子生下来那么可爱,但是一步步走来,过三五十年再来看他,可能就完全不同了。站在可能世界层面上看问题、谈问题,我们就可以消解宿命论。宿命论就是命运不可抗拒,你只能被动接受。我刚才讲了,这看起来非常消极,但是如果你立足一种可能世界,你就会反思到人的自由意志具有的决定作用和责任能力。决定作用就是,你可以选择,你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哪怕命运决定了你,你也是可以选择的。还有责任能力,哪怕这是你的命,你也得为你的行为负责,不能推诿于外界和别人,说既然我命中注定这样,我就可以不负责了,不是我要这样的,是命中注定要我这样的。不对,因为你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有它的决定作用,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对于已经被命运决定了的现实世界赋予自己特有的意义,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它,怎么对待你自己的命运。
比如说史铁生的残疾,使他看清了人的命运的悲剧性和残酷性,甚至荒诞性。这个没有道理可讲,为什么我就突然残废了,那么多人就没有残废,唯独是我?我为什么就这么倒霉?没有道理,想不通。然后他站在务虚的层次上,悟到了其实残疾是人类的普遍命运,还有比我更惨的;或者说哪怕是比我更好的、更强的,他也有他的局限性,也有他的限度,都只是残疾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你相对来说如何受到命运的支配,当你眺望神的时候,你可以“扼住命运的咽喉”——这是贝多芬的一句名言,你可以掌握命运。命运虽然决定了你,但是你一旦起来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你就可以利用它来干你自己的事情,你就可以拿你既定的命运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这就是文学、艺术、音乐、诗歌、写作等等。
在这样一些行为之中,在这样一番事业之中,命运成为了你自己作品的材料。你必须有命运,必须有材料,不是说我写作,我的音乐、我的艺术凭空就能够产生出来,达到自己的高度。而是面对命运,我怎么对待它,在战胜和支配命运时才会产生出作品,产生出写作。而命运在你的写作中就成为了你的作品的材料,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倒成了你的创作不可缺少的了。这就是史铁生所发现的一种崭新的命运观:命运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之运动。
这个崭新的命运观已经有很多人在说,像存在主义讲,人是“被抛入”他的自由之中的。所谓被抛入,那就是命运;但却是被抛入到自由之中,你不是被抛入到一个事物之中,而是看你怎么样抉择,看你怎么样发挥你的自由意志。命运提供了你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对象,这个抛入就非同一般,自由才是你的命运,或者说,你生来注定是自由的。这样一解释,你的命运其实是由你自己所造成的,你整个的命运最初看起来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你自己所造成的。
这种命运观在中国前所未有。中国传统的命运观只不过是士大夫们的某种使命感,最著名的,像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为什么如此,是因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都是由于失宠于当道,怀才不遇,惨遭厄运,靠写作“以舒其愤”;但经历了磨难以后,却可以大有作为。还有孟子的那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些都是历史的经验,带有直接的功利性。司马迁自己就是受了宫刑,结果写出了《史记》,这是多么大的成就!但这仍然还是功利的角度,这些成就都是有利于国家兴亡、世代传承的一种政治文明,然而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谈,就还没有上升到人生哲学的层次。

而在史铁生那里,人的命运是荒诞的、偶然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不是什么历史使命。史铁生当年残废了,坐上了轮椅,从来没有说从此就意识到自己担负着天降之大任,更没有想到借此磨难可以成为伟人。你甚至不能问: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恰好就是我?因此也谈不上什么“郁结”“发愤”这些概念,而首先是认命,我就是这个命。但是认命以后是生死的问题,你是生是死,取决于你的生命力是否强悍。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残废了,但是你的生命力有没有那么强韧,你的自由意志是否觉醒?我人还活着,我的自由意志是否还活跃?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力量的话,孔子也好,屈原也好,都不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孔子命运不好,但是他作《春秋》,为什么一定要作?屈原被放逐了为什么一肚子的《离骚》?庄子就告诉人们,只要一个人心态放宽,残疾人照样可以活得很好。《庄子》中举了大量的残疾人的例子,说“畸于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在人看来是畸形的、残疾的,但是他“侔于天”,是天然的。在大自然的眼光中,自然的东西没有畸形的,只是在人看起来是畸形的。又比如说屈原,行吟泽畔,悲痛欲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怎么办?没人理解他。当时遇到一个渔父,老庄的信徒,劝他“与世推移”,“不凝滞于物”,要顺其自然,安安心心过你的日子就行了。但是屈原没有听他的,屈原总觉得自己是国家栋梁,放不下这个架子,最后只好投水自尽,恨恨而死。屈原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们放下了这个架子,你曾经是国家栋梁,或者你想要成为国家栋梁,但是做不到。怎么办?于是援引老庄,建立了“儒道互补”的人格结构。中国士大夫这点已经确立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此再也看不到像屈原那样极端的诗人。
中国人的生命力在老庄的哲学里应该说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和封存,他在大自然里,在自然界里面可以得其所哉,自得其乐,可以排除世俗的烦恼,官场的失意、情场的失恋、商场的失手,都可以经过老庄哲学得到解脱,不至于不活了。但是这种生命力由于弃绝反思,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能量。现在让你隐居山林也好,远离世俗社会也好,固然是自由,但是缺乏反思。什么是反思?就是说你自由了,你拿这自由来干什么?老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干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在山里隐居的人,据说现在隐居终南山的人已经达到五千多隐士,他们什么事也没干,把隐居当自己的事业。而这样不干什么的水平实际上是儿童的水平,返璞归真,归到儿童的纯真,这样的自由自在放在那是没用的,封存起来了。固然把人的自由封存起来,保护起来,但是无法调用,就像庄子所讲的那株不堪器用的大树。
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道家的信徒隐居起来,他们大可以干很多事情啊,比如研究文史哲、研究数学、研究自然科学、从事文学艺术生产,得产生多少创造性的成果、学术成果、科技成果和艺术成果!对人类的精神事业得有多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不干。当然有些人为了长生去炼丹,也许有一天会促进化学的发展,但是他们不是为了这个。他们没有一种纯粹为了兴趣而超越此岸的彼岸追求。例如在数学领域,那叫“屠龙之术”,所以中国没有产生欧几里得那样的几何学。他们的自由只是儿童的自由,维持在儿童的水平。最后也只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就是屈从于命运,很少有积极的成果。
史铁生则不同,他一直在那里眺望,眺望到了命运的源头,命运从何而来。既然是上帝给他规定的命运,既然他不可解释,既然是那么样的没有道理,那他只有信仰,只有对彼岸精神世界的希望,这是他眺望的目标。他从这里可以找到此岸的生命力勃发的强劲动力。彼岸世界就是可能世界,彼岸世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可以作为人追求的目标。他在可能世界中进行精神的创造和写作,活出了人样,人就该这样,不被命运所打倒,不被命运所战胜。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面讲的,人生下来不是为了被打败的。
生死观
史铁生的命运观是凭借着基督教信仰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刚才讲了“眺望”,眺望彼岸,彼岸世界不可证实和证伪,于是就只好信仰。他依靠这种模式超出了中国传统的天命模式,中国天命的模式就是司马迁、孟子的那一套模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模式。他不再有这种使命感,而是在基督教模式上吸收了尼采生命哲学的因素,以及存在主义因素。尼采也可以说是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命运在史铁生这里成了生命之运动,也就是说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在写作之夜奋力拼搏,改写自己的命运。这种拼搏不是为了在君王、国家面前证明自己,像屈原那样;也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是在更高的精神中,在文学中、哲学中去发挥他强韧的生命力。
再高的精神境界在史铁生这里也有最低的基点,这就是生与死的抉择。这使得史铁生的境界实际上成为了他的终极关怀。按照他的自述,在他最苦闷的时候有三个问题困惑着他:“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是我干吗要写作?”这三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自杀?一个人双腿瘫痪,觉得自己一无所能,只能拖累人家,那么还要不要活下去,要不要自杀?这就把人逼到了绝境,逼到了墙角,再也没有退路了。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曾经说过,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不要自杀的问题。自杀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除此以外你还能干什么,你只能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我不活了。我活下来本来就是命运决定的,你给我这样的命运我不活了,我结束自己的命运。斯多葛派有很多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自杀的,像著名的芝诺,七十多岁上吊而死。还有九十多岁自杀的,活得不耐烦了就去死。他们把自杀看作是人的特权,动物不自杀,神也不能自杀,只有人能自杀。自杀是自由意志的表现,能够自杀体现了人的尊严。如果史铁生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今天就没有史铁生的作品了。但是他找到了一个不自杀的理由,或者活下去的理由,同样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就是写作。写作是不自杀最好的理由,你不自杀得有一个理由,你为什么不自杀,你成天只能拖累人家,还活什么活?但现在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我要写作。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个理由,他即使活着,也相当于死了,自由意志还是会让他选择自杀。史铁生说:“人,不能光是活着。”
余华有一篇著名的小说《活着》,还拍了电影,在座的应该很多都看过。我当时看了也非常感动,觉得是对中国人这种非人的活法的批判。但是后来我看到他在小说的新版序言里有这样的话,说“人是为活着本身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他小说里面的福贵,最后什么都失去了,所有的亲人都死了,没有任何活着的理由了,但他自己还活着,而且活得很自在,每天唱着小曲,跟他的老牛为伴。余华竟然认为这就活出了人生的真谛,我有篇短文批评他。史铁生也不点名地批评了这种看法,他不点名,大概因为他跟余华是好朋友。但是他说,他读到这篇文章,“怎么也不能同意”,因为“生命大于活着”。生命不仅仅是活着,活着只是你还没死,而生命除了活着外还包括爱情和自由。这令我想起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史铁生说:
写作,就是为了生命的重量不被轻轻抹去。让过去和未来沉沉地存在着,肩上和心里感到它的重量,甚至压迫,甚至刺痛。……什么才能使我们成为人?什么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扩展?什么才能使我们独特?唯有欲望和梦想!
死则和无联系在一起,死就是什么也没有了,连“没有”都没有了,这是史铁生特有的句式,死就是连没有都没有了。他有一封写给王朔的信,里面讲到“论无的不可能性”。他在其他好几个地方也讲了,无就是什么也没有了,无是不可能的。他说:“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更是生存与开始。”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当然这个也是存在主义的观点。像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开始就讲了这个观点:无是没有的;只是由于有了存在,所以才有了无。你说到无,总要说无什么;你说没有,你总要说没有什么,所以无是寄生于存在之上的,它本身没有存在,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基督教里面也讲到,善和恶,善是存在,恶只是存在的“缺乏”,恶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只有善是一个东西,恶只是善的缺乏。存在主义和基督教里面有一种隐含的一脉相承的观点。史铁生也有这个观点,我估计他看了不少存在主义的书。他说:“有才是绝对的。依我想,没有绝对的虚无,只有绝对的存在,……存在就是运动,运动就有方向,方向就是欲望。……人有欲望,所以人才可以凭空地梦想、创造。”这里头有逻辑,也听得出来,存在就是运动,运动就有方向,方向就是欲望,欲望就是梦想和创造,他是一步步推出来的。这样的存在,就是生命,这生命不仅仅是活着,而是向彼岸的方向去追求。
史铁生对老庄哲学的评价不高,甚至颇有微辞。在他看来,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毛病大了”,“我想这无,应该是指的空”。就流行的道家哲学的解释来说,这样说也不错,通常人们就是把道家的无和佛家的空混为一谈的。但是实际上,道家的无并不是空,而是生。这一点,道家及其门徒只要反思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当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他其实完全可以反过来想一下:既然“有生于无”,可见“无”是能够“生”的,无就是生。如果无本身不是生,那有怎么能够从无生出来呢?因为无除了无自身以外什么都不是啊,它要生出有来,只能是从自身中生出有来。只能它自己就是生。所以无并不是绝对的什么都没有,而是无前提,无负担的“自然”,这种自然其实就是生,自然而生。无没有前提,自然也是没有前提的,自然就是没有人强迫你,要你怎么样,而是自然而然。老庄讲的无主要的意思是无知、无欲、无为,对自然不加人为干预,他这只是在为自然生命扫清地盘。他提出这样一个无,主要是生活态度中的无知、无欲、无为,但在客观上则是任其自然发生。所以真正的无是“无为而无不为”,他把主观的知识欲望和有为都悬置了以后发现,自然才是无所不为。当然这是我的解释,道家哲学本身并没有这样解释。所以史铁生对老庄评价不高是情有可原的,一般流行的老庄哲学都不是我这样解释的,都是把生命和有归结为无,就真正什么都没有了,等同于佛家的“空”。所以道家、佛家就合流了,都变成“空”了。但这其实是很不同的,例如人们只说“有生于无”,却没有人说“有生于空”,因为“空”不能“生”,而只能将一切等同于空。所谓“万法皆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里头用不着一个“生”的过程,它当下即是。史铁生这里的理解并不是很到位。
那么,什么是死?肉体的死并非真正的死,如果还有灵魂的话,那就还没有死。只要灵魂不死,肉体死了还不是真正的死,基督教就把肉体的死看成真正的重生,肉体死了你的灵魂才能再生、重生。史铁生对此也进行了一番论证,他说即使从科学眼光来看,灵魂不死也是不可能证伪的,当然也没有证实。但却有可能证实,你没有理由否认这个可能性。如果你站在可能世界的眼光来看。那么灵魂不死虽然没有证实,但是它还保留着证实的可能性,你可以走着瞧。现在科学家里面也有很多人相信灵魂不死,还有人给灵魂秤出了重量,说一个人的灵魂相当于二十一克,死了以后再秤一下,尸体上少了二十一克。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证明还不成立,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你不可能证伪。灵魂不死你只能断言我不相信,但是你怎么证伪它?无从证伪。即使没有证实,也不等于已经证伪,至少还可以猜想,还可以假设。猜想和假设本身就是科学的引导,胡适不是讲,科学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在科学里面很重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那么灵魂不死何尝不是一种猜想,一种假设?但是史铁生更看重的是,这还不光是假设,更是希望。人类希望灵魂不死,这希望无关乎科学,而关乎人道。就是说一个作恶者更倾向于人没有灵魂,人没有灵魂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怕死后遭到报应,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没有来世,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既然死后什么也没有了,那么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史铁生说灵魂不死导致信仰,如果有灵魂不死,如果你相信,或者你希望灵魂不死,那就导致信仰。这个也是中国传统哲学里面没有过的。
孔子就从来不讨论死的问题,“未知生,焉知死?”他的弟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个不用讨论。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鼓盆而歌,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这么高兴,他说应该庆祝,一个人死了就相当于大自然身上的一个脓包已经穿了,脓流干净了,难道不应该庆祝吗?人生在世就是一个脓包,让你肿痛,不得安宁,现在终于安宁了。中国传统不管是儒家、道家,总而言之都不关心死本身。他们关心的只是为什么死,死后如何,或者死的结果,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都是指的对国家、对后世的影响,而没有个体反思。但是死的问题唯一涉及到的就是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必须自己去死,和任何别人无关,别人不能代替。任何人也不能代替你死,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最爱的人,都不能代替你死,你得自己孤身一人面对死亡,没人跟你一起。这就是个体的反思,中国人缺乏的就是对个体的反思。民间信鬼神,也只是一种功利的手段,最后是为了功利,而不讨论生死的问题,不讲灵魂归宿的问题。祥林嫂在鲁迅那里问了一个问题,人死后会不会有灵魂,鲁迅无法回答,他在中国传统资源里找不到任何答案,只好说:“我也说不清。”但是祥林嫂的问题最后还是为了功利,即如果有地狱、有灵魂,那人死了以后还可以在地狱里与亲人相见,和她的阿毛重逢。她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问了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有没有灵魂对于她是无所谓的,没有灵魂可能还更好些,至少不到地狱里去再受苦。个体灵魂的概念不光祥林嫂没有,士大夫们也没有,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找到解答。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就是因为没有个体,没有面对自己个人的死亡问题。
史铁生纠缠死的问题,说明他的个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需要找到自己理论上的立足点,他已经有了个体灵魂的意识,他知道死谁也不能代替他,谁也不能安慰他,哪怕他的母亲对他那么好,不离不弃,天天关心他,但是死还得自己面对。这是生死观。
宗教观
史铁生的《昼信基督夜信佛》,标题很新鲜。基督教、佛教的经典他看了不少。基督教和佛教的区别,史铁生认为在于对苦难的态度。基督教相信苦难是生命的处境,你只要活在人间,那么你所面对的就是苦难,所以基督强调救世和爱人,要积极应对世事。小乘佛教则千方百计要远离这个苦难的世界,要超脱和往生,要独自疗伤,自己先把自己救出来。这恰好对应着白天和黑夜不同的心情:白天从事日常生活,到了黑夜一切都已经停下来了,你休息了,这个时候你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但是,昼信基督夜信佛,好像是白天和夜晚的轮回,有点类似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儒道互补”。白天劳累一天信基督,晚上信佛而超脱,第二天又本着基督教的精神入世。儒道不就是这样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是也有区别。基督教和佛教在史铁生这里不是互补的关系,而是跳跃的关系。此岸生活有得意、失意的时候,儒道互补可以把人维持在心理平衡的状态,转来转去是圆满的圆圈。但是基督教、佛教中间却是断裂的,需要跳跃,最终要把人从此岸引向彼岸,引向再生。《约翰福音》里讲到要成为新人,重生为新人,就是在彼岸世界,你是一个新人,已经摆脱了肉体沉重的负担,成了纯精神的存在。这是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跳跃。但儒道都在此岸,并没有彼岸的向往。不过道家哲学经过反思的改造以后,我认为可以成为一个跳跃,这个跳跃过程可以由道家的“生”来承担。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刚才讲这和佛家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中国化的佛教另当别论,比如说禅宗就融合了道家的东西。
长期以来我总想看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道家的“无”和佛家的“空”到底有什么区别?很多人都说不一样,佛家的空和无不一样,你不能用无来理解佛家的空,空应该是更高境界。我就搞不清楚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能不能有人给我解释一下,好像还没有人说清楚。
史铁生在骨子里其实是有道家情结的,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他不承认有他的道理,因为流行的道家学说都不是他这样说的。我说他有道家情结,是指经过基督教改造过的道家情结,当然他不一定信耶稣基督或上帝,但是他信基督教背后的那番道理。他把自然原则理解为个体生命。在道家那里自然并没有理解为个体生命,而是理解为大自然,道法自然,就是道法天地,顺其自然,而不是张三、李四、某某人的自然本性。但经过基督教的改造,自然最根本是立足于个体的自然,个体的自然就是个体的生命。于是他就能够由庄子《齐物论》讲的“齐生死”而直奔“向死而生”。庄子的“齐物论”是对生死漠然视之,无所谓,死了也可以庆祝,生死在自然那里是一回事;“向死而生”则是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命题,以“先行到死”的目标来策划自己这一生。人反正都得死,但是你就要估计一下,你这辈子在死之前要有一场策划,你能活多少年,在这多少年里你得干点什么事情,你得干一点你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自觉的生活态度。意识到每个人都要死的,时不我待,得赶紧活,得赶紧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就是史铁生的结构:自然=生命=自由=精神追求。
他的宗教观是,晚上信佛,抚平伤口,直到六根清净;但是清净了以后,解脱了以后,早上醒来,生命力在涌动,这一天你想干什么?史铁生说:“我还是不能想象人人都成了佛的图景,人人都一样,岂不万籁俱寂?人人都已圆满,生命再要投向何方?”他说:“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他是要干事情的,不满足于佛家,史铁生只有大干才能得解脱。基督教认为,不干就是懒惰,懒惰也是罪。中国人讲懒惰,顶多是说这个人有缺点,太懒,一事无成,但只是一种缺点,不是罪。不但不是罪,有时反而可能是一种境界。基督教认为懒惰是罪,上帝让你活在世界上不是让你睡大觉的,而是让你承担起你的天职。道家主张无为,所以在道家的眼光下,有时一个人很懒,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一个人什么也不想干,在那里伸懒腰,喝茶,闲散,得过且过,也不追求荣华富贵,那是一种境界。有的年轻人也以此标榜,我这个人最懒,我也不想见人,也不想跟人打交道,有粗茶淡饭就够了,从来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罪。
史铁生是要大干的,他和这些人不一样,他是要干事情的。他的干事情不属于贪嗔痴,贪嗔痴属于欲望的低层次,当然他也不反对。发表一篇小说能赚点稿费和名气,也有好处,谁也不会反对这些东西,但这不是他拼命追求的。他也不是治国平天下,也不是说我这个作品发表出来能够对人心有什么改进,能够拯救中国人的道德,打出一面什么旗帜,他没有冠冕堂皇的口号。他是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构建一个语言的王国。
还有一个史铁生的中篇,《命若琴弦》,估计很多人都看过。《命若琴弦》讲一对瞎子,一老一小,老瞎子七十多岁了,靠弹三弦走乡串户卖唱谋生,相当于叫花子。他有一种本事,能够一边弹琴一边唱诗,弹唱出那些传奇故事,讲古,讲历史。小瞎子只有十来岁,跟他学徒。老瞎子告诉小瞎子说,他的师傅以前告诉他,只要你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就可以把琴匣子里的那张药方拿到药店里去抓一服药,用一千根琴弦做药引子,喝了这个药,你的眼睛就会复明了。他自己相信这是真的,也这样教自己的徒弟。有一天他终于弹断了最后一根琴弦,急急忙忙跑到药铺去抓药,以为吃了药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了。虽然他已经七十岁了,但是还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能够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一辈子也值了。结果药铺的人告诉他,你拿来的这个药方只是一张白纸,上面什么也没写。他回来以后非常失望,非常沮丧,他一辈子就是靠这张药方支撑着他生活的信心,不断走村串户,提高自己的技艺。他虽然双眼瞎了,但是他的日子还是过得有声有色。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跟小瞎子交代?他也骗了小瞎子那么多年,他自己骗了自己一辈子,或者说他的师傅骗了他一辈子,他怎么跟徒弟交代?他想出的办法就是跟徒弟说,是我记错了,不是一千根弦,是一千二百根弦,我们还得继续弹下去。看了这篇小说,感到非常震撼,向死而生不是那么轻松的,除了要有求生的本能,还要有一个目标在前面激励你。人肯定生下来就有求生的本能,但是还要有目标来引导,哪怕是一个虚幻的目标,也是高贵的谎言。史铁生有一篇访谈里也讲到了“高贵的谎言”,相当于我们通常讲的“善意的谎言”,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使他的一生过得有声有色。虽然最后是虚幻的,没关系,人的一生就是在一个虚幻的目标下干出了那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虽然人有那么多的限制,残疾和障碍。彼岸的目标即使是虚幻的,也是必要的。
(本文系邓晓芒教授在史铁生先生67岁冥寿纪念会上的演讲,发表时有删节)

邓晓芒,学者,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新批判主义》《实践唯物论新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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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3-12
此帖转的非常好,仔细读了
离线闹闹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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