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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改变残疾人生活的30个伟大观念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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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寓于运动

康复、挑战、超越、融合、共享⋯⋯运动之于残疾人,远远超越了运动本身。一部残疾人运动史,就是一部人类呵护生命、关爱生命的文明史。

这是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格言。如果说奥运赛场是对人类挑战体能极限的呈现,那么残奥赛场更多的是对人类挑战精神极限的展示。生命能承受多少苦难,人类有多么坚强?

1948年7月20日,伦敦奥运会开幕之日。就在这一天,距离伦敦不远的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里,一场专为二战伤残士兵举办的射箭比赛也拉开帷幕。外科医生路德维格·格特曼首次将体育运动作为残疾人的康复活动,这被视为残奥会的雏形。

半个多世纪里,残奥会俨然是残疾人精神的第一代言人,其背后所代表的坚韧的精神和参与的快乐。它向世人宣告,不管你是否有缺陷,你同样拥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你的人格和尊严都同样受到尊重。进而,潜移默化地在更多人心里树立起一种多元社会观,除了“我们”,还有“他们”。

身体和精神不能同时残障

肉体通过神经系统达到无限,好似精神通过思想达到无限。

细数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残疾人,“宇宙之王”斯蒂芬·威廉·霍金定会名列其中。患有卢伽雷氏症的霍金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动,长期禁锢于轮椅之中,却发现了黑洞辐射,把广义相对论、量子场论和热力学演绎到了极致。其所著的《时间简史》,自1988年首版以来,已成为全球科学著作的里程碑。

2006年6月15日,霍金在香港科技大学做“宇宙起源”演讲。残障人士向霍金询问如何面对身体障碍保持豁达的人生观,霍金说,即使身体残障,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身体和精神是不能同时残障的。”“尽管身体残障,但思想却不能与之停步,别人不会为你停下来。”霍金的毅力和对宇宙科学的探索创造出无边界的神话。似乎在启示人们:不管命运有多悲惨,总有理想和梦想。只要还未死去,生命就一定会有希望。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从脊髓灰质炎疫苗到耳聋基因筛查,从亡羊补牢到防患于未然。

1921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次游泳之后染上了脊髓灰质炎,最终造成了下肢瘫痪。脊髓灰质炎是严重的传染病,由病毒引起 。

1938年罗斯福建立了美国国家脊髓灰质炎基金会,在基金会的扶持下,医生于1953年成功研制出第一个成功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这种疫苗保护儿童免受脊髓灰质炎侵害的有效率在80%到90%左右。

罗斯福针对脊髓灰质炎提出的“预防比治疗更重要”观念影响了人们对于残疾的态度,比如“耳聋基因筛查”在这些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通过对人的DNA检测发现是否有耳聋基因,对耳聋的发生具有良好的预防意义。

残疾问题是社会性问题

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我们科技、制度与大众心态的欠缺制造了“残疾”。

无论是专业领域还是大众视野,对残疾的认识往往不脱两种模式:个人模式与医疗模式。前者认为,残疾是个人的不幸和灾难,社会只属于健全人,残疾人得靠自己度过难关、适应社会;后者直接将残疾视为疾病,讲究对其进行攻克疗愈。这两种模式都把残疾人固化在了被动的位置上,充满了俯视和悲悯的视角。

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行了反思和修正,逐渐产生了“社会模式”——残疾问题不是残疾人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是落后的科技、人们的偏见和不健全的政策造成了对残疾人的社会排斥与社会隔离。与其说残疾人是“病态”的,不如认为包围残疾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是“病态”的,假如社会透过调整社会环境和制度,去配合伤残人士的需要,便能大大消除残障和障碍。

社会模式主张以权利和支持作为处理残疾问题的方法,社会对残疾人不仅提供医疗康复,还注重残疾人融入社区发展,致力于通过消除环境障碍和提高生活能力、工作能力、社会参与能力等保证残疾人平等权利的实现。

盲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毛泽东的关注令盲人的切身痛苦第一次得到社会广泛重视。

1953年3月,中国第一个残疾人福利组织——中国盲人福利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就是协助政府关心扶助广大盲人群众,为盲人服务。盲人福利会总干事是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起初她对任此职务有些不了解和想不通,毛泽东劝她说:“盲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既然是为被压迫的人谋解放才出来革命的,为什么不去解放这些最痛苦的人呢?我劝你去,你要为他们解决困难,谋福利。”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张文秋的劝说,也为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4年3月,由毛泽东亲自起名的中国盲人福利会机关刊物、中国第一份残疾人读物《盲人月刊》在北京创刊。

就在这一年的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九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宪法的颁布,使新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新中国残疾人事业由此迈开了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

“盲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这句话是新中国领导人对残疾人最早、最直接的口头关注,而这种关注也从命令到行动影响了后来的残疾人事业的大发展。

导盲犬是盲人的眼睛

它不是宠物,是工作犬,应当拥有和人一样的权利,人可以去的地方,它也可以去。

如今,盲人与导盲犬一起出行,还是有很多的障碍和不便。《残疾人保障法》规定:“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

不过,这里提到的“国家有关规定”,具体指什么依然有待明确。虽然导盲犬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快200年,但是人们对导盲犬的认识还有很多局限——导盲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工作犬,可以引领盲人走路和进行一些日常活动。

1819年,海尔·约翰在维也纳奥地利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导盲犬训练机构,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导盲犬训练指引》的教科书,但并未被世人广泛知晓。一百年过去,一战后,很多德国士兵失去了视力,随后医生赭哈德在德国开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导盲犬训练学校。10年以后,导盲犬及其训练因一个叫多罗西的美国女子的介绍而被世界其他国家所知。

导盲犬与盲人之间相互依靠的感人故事很多,在2001年911事件中,导盲犬托普斯从容地带领主人从71层的办公室逃生;2013年英国导盲犬杰特在车祸中将主人装着宝宝的婴儿车推向一旁,幸免于难⋯⋯导盲犬对于盲人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盲人的眼睛,也是盲人的手杖,是盲人黑暗世界的方向和指引 ⋯⋯拒绝盲人带导盲犬踏足某个地方,就等于要求某个人闭着眼睛才能进入这个地方,这是毫无道理的。

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家导盲犬培训机构。2008年残奥会上,基地毕业导盲犬Lucky带着我国首位残奥冠军平亚丽进行火炬传递,这是我国导盲犬首次亮相国际。

全纳

一种新型的“有教无类”,没有排斥、没有歧视、没有分类的教育。

1994年,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容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排斥,促进积极参与,注重集体合作,满足不同需求,是一种没有排斥、没有歧视、没有分类的教育。“全纳”这个理念相当于中国的“有教无类”。

全纳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在国际教育民主化浪潮中兴起和发展的。全纳教育是考察如何改革教育系统和其他学习环境以适应学习者多样性的一种方法,换言之,不是“削足适履”,而是调整鞋子的大小,来适应不同形状的脚。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国家明确将残疾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纳入了国民义务教育体系。当时大量的学龄残疾儿童少年没有学上。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办学之路,1989年我国开始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试验工作,即普通学校接纳生理残疾学生(视障、听障、智障、肢体残疾等)就读。二十多年过去,随班就读工作对于推动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和肢体残疾、听力残疾相比,视力残疾者在受教育之路上的障碍要多得多,2014年唯一一位参加全国高考的盲人考生李金生,两门考试交白卷的结局引发社会争议,但是多数人认为“交白卷也无损高考关注残疾人权益的破冰意义。”就盲人参加高考这一破冰的举动来说,不管结果如何,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事实本身。

2011年4月14日,被关了9年的精神分裂症宋红文被解救出来。

解锁

从鞭笞魔鬼到拯救人性,重度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之路

有数据显示,约有1亿中国人患有各类精神疾病,而其中有超过约1600万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这些重度患者如果生活在医疗资源欠发达地区、医治不得当的前提下,他们会被亲人用铁链绑在家中,甚至关在铁笼子里,为了防止他们发病自残,连衣服都不给穿。“解锁工程”由此而来。

“解锁工程”作为国家686项目(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从2005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解锁工程并非我国独特产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这种将精神疾病患者从家庭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的治疗手段,可统称之为“道德治疗”,这套理论认为,在田园环境下过着放松的生活,有利于缓解精神疾病的痛苦。在此之前,精神异常者常常被看作魔鬼附身,因而鞭笞或殴打是主要治疗方式。许多人认为这种恐吓的方式能够把他们从疯狂中叫醒。国外有些精神病院甚至让病人住进爬满蛇的地牢。18世纪末,法国医生菲利浦·皮内尔接手巴黎男子疯人院时,看到的就是类似情景,于是这位道德疗法的先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引进具有基本保障的人道居住环境以及专业的治疗方式等。

中国目前对精神卫生的财政投入总量严重不足,与此同时,在国家与家庭之间,社会力量更是一片空白。从入笼到解锁,走了很长一段路,撬开生锈的锁扣,还需要医疗、康复、社会帮扶体系的互相配合。

残障handicap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残障”的定义是,由于人们的表现未满足社会期望而产生的损失或障碍时所体验到的社会处境不利。对生活障碍者,我们习惯称“残疾人”,在一些人的日常口语里,还在使用过时的“残废人”,而我们的港台同胞走在了前边,早早便使用“残障”这个称呼。

从残废、残疾、到残障,表面看来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细细考量,则会发现一字之差的三个词汇微妙勾勒出一种历史的纵深,体现了在社会的不断演进中,人们残障观念的文明时差。残废,废隐含“废弃,毁,完结,百无一用”等意味。一个人有某种残障,社会大众便不加掩饰地贬抑其为“废人”“废物”,没有价值;残疾,疾是一种病态,大多数残障人士只是因为某些原因失去了身体的某个肢体,但这不代表他们有病;残障,突出的恰是人和人的平等品格:每个人都会遇到障碍,皆有可能无法运用某部分身体;而只要克服,就能超越障碍,拥有工作和生活的能力,这是权利意识的进步,充满人文关怀。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

邓朴方将现代康复理念引进到中国,并将其发展成覆盖残疾人、老年人甚至普通健全人康复需求的新体系。

一位医生正为一名阿富汗战争截肢者进行康复训练。现代康复体系的初创与战争的关系密不可分。

二战以后,为了给数量巨大的伤残军人进行治疗和健康恢复,现代康复医学迅速发展起来。对中国人而言,这一理念的引入却非常滞后。

1983年9月,康复国际会主席方心让拜访邓朴方,宣传现代康复理念,包括残疾的“预防、康复、平等参与社会”三方面。当年邓朴方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时,有一个叫陈晋云的教授曾三次提出中国应当发展康复医学,给了邓朴方很大启发:不仅是单纯的医疗康复,而是“全面康复”的观念。“这种现代康复医学体系,以前没有用到中国来,所以我就把它拿进来,建立了康复中心。”

邓朴方曾言简意赅总结道:“所谓康复实质上就是能让残疾人恢复像健康人一样的权利。”1988年,国家将残疾人康复工作纳入发展规划。同年8月,全国首次康复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三项抢救性康复工程,即白内障复明、小儿麻痹症矫治、聋儿听力训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首民谣这样唱道:“三康,三康,残疾人的希望,盲人复明见太阳,聋儿开口叫爹娘,儿麻患者丢拐杖,齐声欢呼共产党。”

2002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到2015年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康复需求将出现井喷,从残疾人、老人、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到普通健全人都期待着全新康复体系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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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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