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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为什么说关于残障人的障碍是来自社会,而非个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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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残障人的障碍来自社会,而不是残障人个体的问题。但很不幸,现在社会大多数的人、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都不同程度对残障人存在歧视和偏见。当“女人的问题是她们错”已经被女权运动纠正,女人受到歧视不再是女人自己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的时候,“残障人的问题是他们的错”的错误思想还根深蒂固。当我们用社会建构论看残障问题,一切都会不一样…

关键词:残障的社会模式、残障的医学模式、反歧视法律、 残疾人权利公约、从医学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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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公约》的挑战

根据我在委员会工作的经验,我认为这部新的人权公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许多障碍。和其它任何人权公约一样,《残疾人权利公约》有自己的愿景,希望推动社会变得更加公正。但愿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人权的实现是一个过程,需要不同的推动力量,也要跨越许多障碍。然而,有些障碍是只有《残疾人权利公约》才会面对的。

《残疾人权利公约》要求缔约国建立的全国性的监测机制便是其中很明显的例子。这些机制需要独立于政府,并和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残障人组织(disabled persons organization, DPO)进行合作。设立的国家人权机构,似乎最符合《公约》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独立监测机制。然而,这些国家人权机构也需要和残障人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逐渐成为真正的“变化推动者(agents of change)”。

《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许多实体条款也为当代人权理论与人权法理学带来了挑战。其中最具挑战性的便是“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第十二条),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独立生活和融入社区”的权利(第十九条)。同时,缔约国提供无障碍(第九条)和合理便利(第二条和第五条)的义务也同样具有革命性,更不用说获得融合教育(或包容性教育制度)的权利了(第二十四条)。在对缔约国履约报告进行审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缔约国对自己在某些条款之下的义务范围与内容都存在着很深的误解。缔约国通常似乎并不理解,《残疾人权利公约》致力推动的是残障法律与政策上的根本变化。经常被提及的残障模式的“范式转型(paradigm change)”实际上很难把握。

我们通常将这个转型称为“从残障的医学模式转型为社会模式”,残障研究为此提供了理论背景。残障的社会模式认为残障是一种社会构建,认为残障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歧视性政策,而非残障人个体。然而,在残障研究内部,残障的社会模式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对医学模式的批评。Michael Oliver,残障社会模式的缔造者之一,曾在不久之前呼吁:如果不能提出替代性方案,就先暂缓对社会模式的批判。我认为,《残疾人权利公约》便提供了这样一种替代方案,即残障的人权模式。当然,我并不是主张这是残障社会模式的唯一替代方案。事实上,针对残障模式已经发展出许多不同的主张,比较晚进的便有“能力实现模式(capacity approach model)”和“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我在本文希望论证的是,残障的人权模式是对社会模式的改进,并且有助于《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实施。然而,大多数残障公约的缔约国对残障问题的理解都还留停在医学模式中,与这一新模式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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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残障的人权模式

很显然,大多数缔约国都没能理解《残疾人权利公约》所采纳的“残障的社会模式”。从有些缔约国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还在遵循传统的医学模式。众所周知,医学模式将残障视为需要被治疗、疗愈、矫正或康复的缺损 impairment),是相较于正常健康状态的偏差。残障人因为缺损而被社会隔离,问题出在残障人自己身上。例如,人们通常预设聋盲人因为听力与视力缺损而无法参与政治或文化生活。在医疗模式中,残障人需要的是帮助,残障问题完全是医学部门的工作,参与人员是医生、护士、特殊教育教师和康复专家。社会模式的创建者之一Michael Oliver把这一状况称为“残障的意识形态构建”、“残障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其手段便是将残障视为个体的问题(individualism)和医学问题(medicalization)。

残障的医学模式另外一个特点则建立在以下两个假设之上:(1)残障人需要庇护和福利;(2)缺损会导致法律能力的丧失。这两个假设对人权的实现都有危险的影响。第一个假设合法化、正当化了针对残障人的隔离设施,例如特殊学校、安置机构或庇护工场。社会基于第二个假设创设了精神卫生法和监护制度,将残障等同于“能力丧失”。早在《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谈判过程,医学模式就被摒弃。尽管参与谈判的各相关方很少对《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具体条文达成一致,但一个总体的共识便是:残障的医学模式并不是正确的方向。而社会模式通常被认为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哲学基础。“从医学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范式转型”也一直被认为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主要成就。然而,尽管社会模式的确是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范式和依据,但是在我的理解中,《残疾人权利公约》超越了社会模式,在成文法之中体现了残障的人权模式。

在社会模式之下,残障是歧视和压迫等社会构建的结果。它将焦点更多地放在社会上,而不是个体。残障的确体现了差异,但也还是处在人类多样性的光谱之中。社会模式还区分了缺损(impairment)和残障(disability)。缺损是身体或精神的某种状态,而残障是缺损和社会环境互动后的结果。根据社会模式的分析,残障人所遭受的社会隔离是社会中各种障碍和歧视的结果。例如,投票所需要的资料都没有盲文版本,候选人的信息没有通过手语或其它替代性沟通方式展现,那么盲人或聋人就被这项政治活动所排除。因为聋人无法在工作场所之外获得相应的翻译,例如剧院、电影院或其它文化场所,那么他们也就无法参与社会中的文化活动。因为聋盲人没有机会在电视上、剧院中或电影工业中获得出演的机会,他们的形象也无法在文化产品中得到体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残障的社会模式启发人们去探索以权利为基础的残障观,更多地强调反歧视法律,而不是福利政策。社会模式的科学和理论框架便植根于残障研究。残障研究是一个由多个学科共同缔造的学术领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残障学科,例如特殊教育与康复科学。

     版 权 声 明  

1、本文英文版:、 Theresia Degener, 'A Human Rights Model of Disability' in Peter Blanck and Eilionóir Flyn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ability Law and Human Rights. Routledge, 2016..
中文版:Theresia Degener(联合国残疾权利委员会副主席) 著,陈博译,《残障的人权模式》,载于张万洪主编(2017)《残障权利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2016·夏季号),社科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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